清朝時期的保山城有“七十二條街、八十二條巷”，這一街巷布局一直延續(xù)到民國時期。在這些街巷中有一條“袁氏街”，附近曾經(jīng)有一座橋叫“五貴橋”，流傳著“五桂連芳”的美談，講的是袁家兄弟連續(xù)考中秀才、舉人的故事。在袁家“滿門才俊”的兄弟中，成就最大的是袁文揆。

袁文揆(公元1749—1815)，字時亮、蘇亭，是清代中期云南著名詩人、文獻學家。

甘居下位 不媚權貴

袁文揆生于袁氏街一個讀書科舉世家，青少年時期走的是科舉之路，但屢試不中。在京應考期間，曾效力于四庫館閣做謄錄工作，之后“議敘”得官甘陜。曾任甘肅縣丞、儒學教諭等職。在吏治漸腐的乾隆后期，他因“不工逢迎”被地方長官所憎恨，被安排前往甘肅河州分管駐防定羌驛。面對打壓，他沒有妥協(xié)鉆營，堅守“讀書敦品”的家訓，甘居下位而不失節(jié)。

定羌驛距離河州還有120里的路程，此地教派林立，生活習慣、文化風俗和傳統(tǒng)信仰等方面都不相同，極易產(chǎn)生摩擦、引起沖突，故而訟獄最多，很難管理。袁文揆敏于箋啟，勤于政事，深為河州州牧(知州)德公所倚重。次年河州夏天大旱成災，袁文揆幫助德公辦理賑災事務，一絲不茍，分毫不差。

回歸本心 散財修典

在甘陜?yōu)楣?年后，受胞兄袁文典(辭官歸鄉(xiāng)的士人典范)影響，袁文揆毅然辭官返滇，開始了客居昆明的從幕生活，晚年任云南縣(今祥云縣)教諭。此舉非因失意，而是對官場生態(tài)的清醒疏離，體現(xiàn)其“祿位非所求”的淡泊。

袁文揆一生交友廣泛，既與服官滇省的王昶、屠紳、檀萃等著名學者交好，又與錢灃、師范、劉大紳等云南著名文士關系密切。客居昆明為幕僚時，將“積年修金所余，惟以治經(jīng)史，置書籍法帖，幾及數(shù)萬卷?！彼詴鵀楦?，拒奢靡之風，一生著有《時畬堂詩稿》《適畬堂文稿》等。與兄袁文典耗時20余年，輯成《滇南詩略》《滇南文略》各47卷，收錄自漢至清乾隆間云南詩文，堪稱“滇文化百科全書”。據(jù)考證，參與《滇南詩略》的參訂、檢校和書寫的人數(shù)超過180人。為刊行此巨著，兄弟二人“不憚煩，不惜費”，耗盡積蓄，甚至四方募資，終使散佚文獻得以傳世。此舉開創(chuàng)了云南文獻整理先河。

家風醇謹 垂范后世

袁氏為南京移民家族，自曾祖袁銑起便“性方正，窮年力學”，祖父袁來清任縣學訓導時以孝友稱。袁文揆承襲“讀書敦品”門風，王昶贊其家族“家風醇謹，子弟咸能讀書敦品”。袁氏兄弟因“德感四鄰、文行八方”，其保山宅邸所在街道被鄉(xiāng)民譽稱“袁氏街”。

袁文揆晚年還因重義輕財被時人譽為“俠義”。嘉慶年間，曾提攜袁文揆的舊友永昌知府陳云巖身陷困境需巨款贖身。年事已高的袁文揆毅然遠赴江浙，千里籌金，為友解困，途中仍不忘結交文士、弘揚滇學。

袁文揆六十壽辰之時，其兄袁文典曾歷數(shù)袁文揆平生“大節(jié)不可磨滅者”有七：一為做官多年俸祿有余皆制經(jīng)史，置書籍、發(fā)帖數(shù)萬卷而不以求田問舍、炫金玉珠寶為樂;二為先后為三伯父母與袁文典本人請封;三為為曾太外祖請封忠烈，得祀鄉(xiāng)賢;四為廣為搜輯滇中所殘留的歷代詩文，約集四方同志參互考訂，不顧他人之阻撓與譏諷，克終闕事，刻成八十余卷，板片悉送往五華書院聽人印刷，不以為利;五為陳云巖冒險奔走吳越，自始至終對之以義;六為撫恤錢灃之幼子，盡其所能幫助忠良之后免于困厄;七為在河州于德公死后為之代理各項事宜，任勞任怨無半點推托。袁文揆一生際遇皆在袁文典眼目之中，所舉七事足以勾勒文揆人品之大概。